本研究采用实验室观察法对老年夫妻的沟通方式进行探究,并从主体效应和同伴效应两个角度考查沟通行为与婚姻质量的关系。共有52对60-80岁的老年夫妻参与本研究,他们完成了基本信息和Locke-Wollance婚姻调适问卷(MaritalAdjustment Test,MAT),并最终有50对夫妻按照要求完成了沟通任务,即在5分钟内针对夫妻之间存在的不一致事件进行讨论。在夫妻沟通的过程中,进行了录像。之后,两位编码者对每个视频中的每位被试分别进行编码。结果得出,老年夫妻沟通方式的编码体系主要包括敌意、控制、回避、否认、反问、表达、协商、幽默、赞同、关注和顺从12个编码维度,每个维度都是1~9评分,其编码一致性(ICC)在0.556至0.902之间。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12个维度可以归为三个因素:"敌对",主要表示沟通中的一些消极行为,包括敌意、抱怨、否认和反问;"商议",主要表示沟通中的一些积极的行为,包括表达、协商、关注、幽默和回避(反向);"附和",包括赞同、迎合和控制(反向)。对100位被试在三个因素上的得分进行聚类分析,发现老年夫妻的沟通方式可以划分为三类,即建设型沟通、破坏型沟通和回避型沟通;其中以建设型沟通(44%)和回避型沟通(40%)为主,破坏型沟通占少数(16%),三种沟通类型中,男女人数比例相当。此外,经描述统计、方差分析、回归分析,本研究还得出以下结果:第一,具有破坏型沟通方式的被试其婚姻质量显著低于建设型和回避型,回避型被试和建设型被试之间的婚姻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。第二,性别与沟通方式的交互作用显著。破坏型沟通方式的妻子其婚姻质量显著低于建设型和回避型,而不同沟通方式的丈夫婚姻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;建设型沟通的丈夫其婚姻质量显著低于建设型妻子,破坏型沟通的妻子其婚姻质量显著低于破坏型丈夫,回避型的丈夫其婚姻质量也高于回避型妻子,但边缘显著。第三,老年夫妻沟通中,个体的"敌对"消极行为对自身婚姻质量有负向预测作用,而"商议"积极行为没有预测作用。第四,老年夫妻沟通中,妻子的沟通行为对丈夫的婚姻质量没有预测作用;丈夫的"敌对"消极行为与"附和"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妻子的婚姻质量。